公共管理学院钟书华教授20多年来一直潜心致力于科技政策与科技管理研究。2008年，钟教授将研究目光转向“科技举国体制”。

众所周知，科技举国体制强调高度计划、集中资源进行“科技攻关”或“科技会战”，从而有望获得重大科技成果。正是依靠科技举国体制，中国才能在整体科技、经济条件较差的情况下，取得了“两弹一星”、核潜艇、洲际导弹、人工合成胰岛素等重大科技成果。

但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中国是否有必要继续实行科技举国体制，对这一重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钟教授经过深入研究，形成了若干重要观点。

1、科技举国体制是实施“大科学项目”的必然选择，“大科学项目”对推动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对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大科学项目”属于“国家职责”（National Responsibilities）范围,具有公共品性质，政府有责任负责组织“大科学项目”。由政府主导，通过科技举国体制组织实施“大科学项目”，反映了“大科学”时代科研管理的内在要求，与意识形态无关。实例表明，西方国家组织“大科学项目”时也采用科技举国体制。

2、科技举国体制的运行惯性和环境低反应恰恰体现了一种“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在“两弹一星”研制期间，正是科技举国体制的运行惯性和环境低反应，保证了研制不受外来干扰，才有后来的“两弹一星”的辉煌。

3、科技举国体制可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科技举国体制是整个国家经济体制的一个子集，科技领域“局部计划配置资源为主”与国家“整体市场配置资源为主”并不矛盾。科技举国体制内部存在部分市场机制，能采用一些市场手段，科技举国体制强调计划，但也与市场兼容。在“大科学项目”实施中，可采用市场手段完成部分工作。从实践看，市场手段主要是任务外包和筹集资金。

4、科技举国体制应配套科学、严格的管理方法。在科技举国体制中，“大科学项目”可采用系统工程方法、模块化方法、项目管理方法，而科技举国体制内部则应采用更多的市场手段。

2008年在科技部举行的“国家软科学重大招标项目答辩会”上，钟教授正式提出中国应继续实施科技举国体制。这一观点当即引起科技部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评审专家的高度关注，会后，评审专家专门与钟教授研讨了科技举国体制的相关问题。

2009年，钟教授撰写了长篇论文《论科技举国体制》，发表在《科学学研究》（2009年第12期），被该刊列为封面推荐的重要文章；不久，《新华文摘》（2010年第4期）转载了论文，同样列为封面推荐的重要文章。

2010年6月1日，国家公布了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部署，其中，重新强调要探索完善“科技创新举国体制”，以全面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钟教授继续实施“科技举国体制”的观点得到了学界和政府部门的广泛认同。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段异兵指出，中国重提“科技创新举国体制”重点围绕的就是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16个专项为代表的重大科研项目。查文晔李云路王建华认为，除了推动重大项目，重提“举国体制”也与后危机时代的国内外环境有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表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都试图通过科技创新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国也必须跟上这个步伐。另外，中国国内市场需求也有待扩大，必须通过科技创新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空间。科技部政策法规司梅永红司长强调，“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相对落后，投入不足，尖端和领军人才匮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不能分散力量，而是要在重点领域形成更加协调统一的‘举国体制’。这与发挥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并不相悖。”很多人把“举国体制”理解成是中国独有的体制，这是十分片面的。美国在实施曼哈顿计划、登月计划、导弹防御系统方面，日本在第五代计算机、电动汽车等方面都是采取了“举国体制”。

钟教授的“科技举国体制”研究成果证实了这一形式不仅适宜市场经济下的科学研究，同时也显示了公共管理学院办学目标“政府的思想库”的战略思维与实践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