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下午，由公共管理学院主办的主题为“公共部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经验比较”在线讲座举行。讲座由挪威奥斯陆大学汤姆·克里斯滕森（Tom Christensen）教授主讲，公管学院何明帅老师主持，全院70余名师生参加。

（汤姆·克里斯滕森教授通过腾讯会议平台做主题讲演）

克里斯滕森教授从四个方面总结和比较了全球应对疫情的主要经验：第一，政治和行政领导人的作用；第二，专家的作用；第三，公民的作用；第四，疫情应对政策反思。

首先，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各国中央政府的政治和行政领导人或多或少获得了一定应对紧急情况的权力，亦即一定程度的权力集中，从而能够及时应对突发或危机事态。这种做法是各国应对恐怖主义、经济危机、生态危机、战争、海啸等重大危机的典型表现。政治和行政领导人在危机期间的权力集中建立，是强化危机事件应对能力的基础，包括：第一，知识和信息分析能力，可以充分使用中央政府机构内部和外部的专家和知识；第二，监管能力，由于危机的“不可抗力”，可以使用更加“严格”的监管规则；第三，协调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和行为主体的能力；第四，向公民提供更多服务资源的能力。

政治和行政领导人还需要善于“构建意义”，运用符号（Symbols）并表现出同理心，从而引导公民合理地理解危机，让公民相信领导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从而增强其行为的合法性。公共部门的治理能力和合法性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如果领导人能够很好地利用这些能力，通常可以增加手中的权力并增强其合法性。

其次，各国的医疗卫生专家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方面的影响力各不相同，在医疗领域的作用相对较强。专家在新冠肺炎疫情应对过程中发挥核心和主导作用的典型案例是瑞典。在瑞典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大部分时间里，专家机构发挥了主导作用，这是瑞典双重正式治理结构的体现，同时也是瑞典对专家强烈信仰的体现。

第三，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公民参与决策和治理的积极性总体而言并不是很高。这一方面是由于时间的紧迫性和快速决策的必要性所致，另一方面是由于缺乏让公民参与的制度。但是，更重要的是，公民对待管制政策和其他措施的态度。如果他们愿意服从政治和行政领导人的决策，国家就能更好地应对疫情；如果公民对待疫情的态度和反应两极分化，则抗击疫情就更加困难。美国是最重要的例子，公民对待疫情和疫苗接种的两极分化的态度加剧了应对疫情的难度。

最后，克里斯滕森教授提出了一些批判性的事后思考。为了更好地应对疫情，政府应当设置更开放的政策过程，让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和行为主体参与重要决策。但是，参与主体太多也可能导致意见难以达成一致，对突发情况无法及时反应。此外，关于成功应对疫情的衡量标准，人们可能有不通过的观点，有些人认为应当用人均感染人数指标，另一些人认为应当采用人均死亡人数指标。克里斯滕森教授认为，可以考虑一些替代指标，例如在每一波疫情高发期阻止疫情扩散的速度、实现不同目标的效率以及不同目标的平衡程度、公民对不同目标的接受度以及公民参与度等。当然，这些思考也都存在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会议期间，与会师生和克里斯滕森教授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汤姆·克里斯滕森（Tom Christensen）是挪威奥斯陆大学政治学系荣休教授、挪威国家科学与文学院院士，曾在高等教育、卫生政策、福利管理、移民管理、警察管理和大学治理等多个领域开展研究工作。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理论，包括公共部门改革、公共组织理论、组织声誉管理、危机管理等方向。他的学术成果丰富，已在国际公共管理主流期刊上发表高水平论文200余篇，出版专著和教材25部，合著论文曾获有国际行政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国际行政院校联合会皮埃尔·德·塞勒斯奖(Pierre De Celles Aw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