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子曦（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副教授）

　　数字时代，信息通信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互联的方式，智能手机和无线互联网成为人们彼此相连的端口，传统上面对面的交往模式开始被虚拟化的数字连接取代。在社交平台中，每个人似乎都可以与他人便捷相连，摆脱现实空间中传统社会关系的束缚，在流动的数字空间中构建自己的社交边界，获得控制社交距离的自主权。一种连接在场、自由联合、精准陪伴的“浅度交往”逐渐成为青年群体的新型社交方式，“寻找搭子”“云端爱情”“止于点赞”正是这种新型社交方式的鲜活写照，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社交平台寻找陪伴与情感支持。但在轻便快捷的交往方式背后，高质量的人际关系却日渐稀缺。渴望亲密与社交倦怠的矛盾心理让不少青年人对深度的亲密需求失去信心，逃避人际交往中的时间成本与情感付出，陷入原子般的“数字化孤独”之中。

　　“数字化孤独”本质上是网络社交在人们情感结构上的投射。这种由图文符号与信息交互构造的网络社交只是产生一种碎片化的浅度连接，与生活世界中由在地关系、群体协作、社会活动交织出的人际网络彼此疏离，从而促生了一种孤独的心理状态。它的形成指向当代青年群体社交形态的三个特点。

　　首先，当代青年群体沉迷于线上交往的狂欢，但缺乏线下的聚合与沟通。互联网创造了高度自由且个性的参与机会，反而让现实场景中的交往显得吃力且束缚重重，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以“社恐”来形容这种丧失自由感与自主权的情绪感受，试图以逃离的方式重回由数字技术构造的想象空间，理解他人与调整自我的意愿显著退化。

　　其次，青年群体透过数字化形象与他人进行交往，却也因此陷入对数字他人的信任危机。一方面，数字化的媒介身份并不完全可信。当自我对他人的理解完全建立在对方的个人叙述与符号展演上，就相当于进入了一个由对方打造的“拟态环境”之中，文字和图像很可能是精心构建的技术遮蔽，数字技术与数码物的传递无法取代面对面互动带来的信息流露与经验感知。另一方面，数字化的媒介身份并不完整真切。在“带着面具起舞”的社交平台中，精心展现的网络形象只能反映个体的一部分特征，这种完美的幻象虽然能带给人理想自我的瞬时满足，却也造成了一部分信任感的缺失，导致美化自我与怀疑他人同步而行。

　　再者，青年群体对大规模的浅层交往抱有期待，却在寻找“亲密陌生人”的过程中屡屡失望。亲密认同的形成有赖于人际过程中“自我袒露与他人回应”的循环。数字技术与社交平台扩大了人的沟通范围，亲密认同的对象似乎可以跳脱出熟人关系，拓展为网络中的陌生人，但这种亲密且陌生的交往状态却容易断裂。由于社交过载，人们缩减了给予社交好友情感支持的平均深度，自我袒露难以获得足够的情感支持，也难以在诉说者与倾听者之间建立彼此认同，反而出现了双方对情绪价值的争夺与计算。

　　“数字化孤独”映射出当代青年的社交困境，背后涉及到的是技术发展、群体心态和社会变迁的共同作用。

　　一方面，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和移动设备的便携性使得青年群体可以便捷地接入各类社交媒体，社交媒体平台将大量、远处、互不相识的陌生人汇聚在一起，使得遥远的联系得以建立，为青年群体提供了低成本交友的机会。但相较于面对面交往，互联网上建立的联系更多是一种均等的“点赞之交”，大量无差别的数字关联替代了具有情感意义的人际关系。

　　另一方面，青年群体对于人际关系边界的强调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数字关联进一步转化为深度联系。现代社会中，青年群体的隐私意识和边界意识日益增强，青年群体对于人际交往的诉求是保持自己边界的同时不侵犯他人边界，这种边界不仅是物理距离上的，更是心理距离上的。边界感虽然维持了社交的尺度，但也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深度联系更难建立。互联网则进一步加剧了社交边界的打造。不同于面对面的全方位交往，人们可以在互联网上设置各种数字边界，比如“朋友圈仅三天可见”“不能通过群聊添加好友”。一旦感觉边界被触犯，便迅速发起单边行动，拉开社交距离。

　　同时，社会的快速变迁制约了深层社交关系的建立。如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所言，现代社会充满变化和刺激，人们在反复经历刺激的同时变得麻木，丧失与他人建立深度联系的意愿。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将人们的时间切割为碎片化的时间，人们将碎片化的时间用于与他人的交往，在零碎的时间里随手与他人闲谈交流，一旦人们回归工作或休闲的大段时间，碎片化的交往就会断裂并再难重新拾起，使得情感更加难以深入。

　　青年群体的“数字化孤独”是数字技术全面入侵社交生活的产物，因此破解“数字化孤独”本质上就是探讨如何让数字技术更好地服务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应当看到每一种技术在融入社会的过程中具有的“两面性”，认识到它“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青年群体需要意识到数字技术既为人们传播信息、驱散孤独带来便利，也可能异化为操纵情感与判断力的力量，让使用者沦为虚拟社交平台中的数字劳工与免费流量。面对不断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营销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交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对于广大青年群体而言，走出数字化孤独有赖于建立善意的社交观。生活中的他人和自己一样，都是有情感有尊严的主体，不是数字化的客体或满足自我需要的工具。正是在互为主体的交往过程中，才有了合作、共情与感动，才可能孕育深刻的亲密关系与情感生活。试图通过数字技术将社交对象客体化、工具化，除了放大虚幻的自我主体性，并不会增进真实的个人幸福。幸福是来自他人心灵的高贵礼物，拒绝真实的人际连结相当于自绝于幸福世界之外，完全的情感自主也就意味着绝对的心灵孤独。社交媒体可能许诺了完美的关系，但依靠符号与技术构造的虚拟世界无法与可感知、有温度的现实世界相互兑换，在地化的关系尽管不完美，却是通往真实的幸福生活的密码。

　　在数字时代整体戒断社交媒体并不现实也无必要。青年群体需要提高数字素养，将社交媒体发展为健康生活方式的有力支点，而非屏蔽真实生活的数字屏障。数字技术不是需要对抗的敌人，是与使用者共存与共变的对手。社交媒体并不必然意味着原子化生存，也可以成为塑造社会性自我的途径，这需要使用者发挥能动性来界定社交媒体与自身的交互方式，制订符合自身特点的使用方案，在抵达虚拟世界中的“远方”后，仍对日常生活中鲜活生动的“附近”保持兴趣，在拥有了即时通信技术之后，仍然记得如何去思念一个远方的人，触碰一个近处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