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线模量”是我的，更是国家的

本报记者 孙海华

一套略显局促的三居室，书本、资料从桌面堆到地板，四面墙壁被工程单位送来的锦旗覆盖。两鬓斑白的黄土研究专家焦五一，在这间蜗居里继续着他的执着梦想——“弦线模量”理论。

记者(以下简称记)：在“弦线模量”理论的研究过程中，您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焦五一(以下简称焦)：研究本身的困难算不得什么，最大的困难来自人为因素的困扰。“弦线模量”问世的30多年里，不幸遭遇了学术界的不正风气：个别权威把持学界，搞小圈子，不肯接受新的学说；有的权威思想保守，片面崇拜高深、复杂的学问，给新成果的推广人为设置了障碍。

因为这些因素，我这辈子只做了两件事：一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研究“弦线模量”法；二是30多年来为这一成果的实践、鉴定和推广，不停地游说、奔波。而这第二件事，花费的精力占了一多半。

记：为“弦线模量”理论奔波消耗大半生，您觉得是否值得？

焦：将“弦线模量”理论写入《规范》，是我最大的心愿。如果能够实现，“弦线模量”就等于拿到了推广的“通行证”，这样我国每年就可以节约几十亿元，这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我今年74岁了，如果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一天，就没有遗憾了。

记：“弦线模量”长期得不到权威认定，您如何找到了在实践中验证它的路子？

焦：当初的想法，就是先干起来，能用新方法多设计一个工程，就可以为国家多节约一笔钱。一有时间，我就骑自行车到处转，哪有工程奔哪，找到工程负责人说服人家用我的方法。

这中间也碰了不少壁：有人说，浪费怕啥？国家有的是钱给我。再说，万一工程出了问题，还有《规范》顶着呢。但幸运的是，我也遇到有胆识的负责人，愿意试试新方法。我十分感激他们，是他们促使新方法在实践中不断得到验证和发展。

记：您大量的研究都是自费，为“弦线模量”您花了多少钱？家人抱怨过吗？

焦：成果得不到认定，学校也就不能支持我的研究。55岁时，学校让我提前退休，那时我还是个讲师，但我想别人搞科研可以晋职加薪，我不存在这问题，退了休反而可以静心搞研究。之后，自费创办了“振华研究所”，说是研究所，办公室就是我的书房，工作人员是我和老伴，为的就是方便自行“推销”这项成果。研究所接工程不讲价钱，干完了给多少是多少，有的不给也行，为的就是能让人家用我的技术。前后收入约有30万元，基本上都用在研究上了。

老伴跟着我住了几十年的斗室，睡的还是当年学校处理的一张双层学生用架子床拼成的双人床，存衣服的是30多年前从老家带来的破木箱。可为了提高科研效率，家里的电脑就先后买了3台，对这些，老伴没一句怨言。

记：在您最困难的时候，曾有新加坡商人愿出资支持您，您没有接受，为什么？

焦：这项成果是我们国家的，为了国格，我不能接受他的帮助。我的三女儿也从事建筑，孩子曾央求：“爸，人家不承认，干脆我跟你学。你的成果总得有个接班人啊！”我跟孩子讲：“这不是咱家的东西，你爸当初做的实验、用的仪器都是公家的。这成果不是‘祖传秘方’，只有由国家来操作，才更有利于它的推广应用。”

记：坚持了几十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结果，有没有家人或朋友劝你放弃？

焦：曾有朋友劝我说“你的理论太超前了，你要跟着吃亏一辈子”，但也正是这句话，让我在最困顿的时候坚持了下来，因为这起码证明“弦线模量”理论的价值是得到承认的。

记：有许多人感到惊奇，是什么力量支撑您历经坎坷却没有放弃？

焦：我也曾想过放弃，但放弃不下，因为放弃了我会更难受。当每一次实践证明这一理论是正确的，证明它能为我国的发展带来巨大利益的时候，我想，如果放弃了，就是对国家不负责任，对科学不负责任。

记：您认为现在的科技评价体制存在什么弊端？

焦：评价方式、指标过于单一，一些学界权威往往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有的专家今年主持科研项目、经费的审批，明年却又成了立项、经费的申请人，这种情况在目前的学界十分普遍。

另外，主管部门的监管力度较弱。目前，我国能够转化的科研成果只有20%多一些，甚至还存在大批虚假成果，这些成果价值有限，难以危及一些学界“大拿”的既定地位，更容易鉴定过关，而且多是拔高鉴定，皆大欢喜。反而那些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往往会受到压制。

记：经历了这么多，您对那些权威有意见吗？

焦：几十年了，我的心态调整得很好。我和他们都是一拨人，年龄上差不了几岁，我现在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实践上，过得很充实，只要有用户的支持我就心满意足了。只是现在最心焦的，是国家吃了大亏，蒙受了损失。

记：对于即将进行的测算，您有哪些期望？

焦：“弦线模量”30多年得不到权威认定，最后只有请政府主持公开测算，这也是世界各国的惯例。我希望有关单位持积极态度，使新方法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作用。弦线模量是我自己的，更是国家的，测算以后我可以无偿交出软件，这正是我研究的目的。另外，测算费用也由我来承担。

应逐步淡化组织性评价

实习生 叶铁桥

我国现行的科技成果鉴定制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备受质疑。这种质疑，不仅来自于对科技繁荣抱有很大期望的社会，也来自于在利益上与之密切相关的企事业单位。而更多的，则是来自科学共同体内的自我反思与自我检讨，科技人员焦五一的遭遇就是一例。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认为，抛开焦五一事件本身不谈，科技成果鉴定本身就存在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这一制度，科研和技术开发计划均由政府下达，经费由政府拨付，研究结果归政府所有，由政府负责推广，所以政府必须管理和参加科技成果的“评审”工作。“没有政府相关机构的认证，即使是一项很好的科技成果，也难以得到相应的授权和推广”。

顾海兵认为，在现行的科学评价机制中，即使学术委员会的成员均能做到公平公正，但由于学术委员会要评审几乎所有学科的成果，而选自每个学科的委员人数又非常有限，只有少数委员在具体的评审过程中有发言权，这样的评审过程很容易被少数人控制，成为某些人获取不当利益或瓜分学术研究资源的途径。

对于绝大多数应用技术成果来说，得到市场承认的项目才是有意义的、高质量的，引入市场竞争才能真正促进这类科技项目研究水平的提高。顾海兵建议，应逐步乃至最终取消科技成果鉴定制度，以更有效的专利版权制度等来取替它。

专门研究科技政策与科技管理的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钟书华也认为，应逐渐淡化组织性评价，强调引用评价和用户评价。

他说，现在科学共同体内对同行评价机制反映强烈，尤其是公正客观问题。这是因为，在评审过程中，评委很容易受到主观因素的干扰。有些评委，在项目未评审之前，就已经预设了目的和立场。而有些评委，也是带着某些单位、某些部门的利益来参与评审的，这样的评审不可能产生公平公正的结果。

钟书华认为，即使评委没有预设立场，但在无意识间也有可能受到干扰和影响。比如，将知名教授与刚毕业的博士放到一起评审，知名大学与地方学院放到一起评审，虽非有意，但评委很有可能出现倾向性。

“科技成果鉴定并非评价科技项目唯一可行的方式，也不是最有效的方式，因为这本身就带有很强的目的性、人为性和强制性。”钟书华说，一个真正的科技成果，必然会因为被大量引用而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一项有前景的技术成就，也必然会受到市场的欢迎和接纳。来自学界和市场的评价，只会使科技成果更加科学合理，理论价值和市场效益也能得到更充分的评价。

检验科技成果标准究竟是什么？

本报记者 孙海华

一项在实践中得到不断验证的科研成果，长期以来却无法得到权威认定，不禁让人困惑：检验真理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200多项工程实例及其取得的明显效果，替“弦线模量”给出了最好的回答。

但是，与之对应，“‘弦线模量’在理论上不够成熟”，是30余年来一些权威专家的一贯看法。

对此，有人说：专家的意见和鉴定也要经过实践检验才能验明它的真理性。但现实情况是，一篇论文或一项科研成果倘使得不到专家的承认，即使再有价值，也无济于事。

一些学者提出：“弦线模量”得不到公正、公平对待，源自科技界的一种特殊腐败，个别权威或领导的观念有时成了科技创新进程的决定因素。

“弦线模量”如果得到应用，就废弃了国内外已沿用了半个世纪之久的“规范”。正因为此，“他的理论一旦被用，将有很多东西被废弃”便成为少数权威的心态。放弃传统理论，就意味着否定自身的权威地位。可是，科学研究的目的正在于此：不断否定旧的，用更为科学的先进的取而代之。

采访中，记者深深感到：“弦线模量”得不到权威认定，看似是成果能否被推广应用的问题，而实际上，它是一个如何对待创新和创新人才，建立创新观念、创新机制的问题。

如何对待自主创新？中央政策已经相当清楚，关键在于落实。

十几年来，针对“弦线模量”的提案和呼吁始终没有断过，国家及有关部委领导人都作过批示，要求有关部门组织鉴定，促其推广，奇怪的是，这些批示至今未能落实。

一个民族的兴衰荣辱与科技实力密切相关，科技成果的浪费是无法估算的损失。一项科研成果，一旦出来后，全社会便对它负有责任。假如它确是一项有极大利用前景的成果，再搁置下去，其间的损失和浪费又由谁来负责呢？

体制不改，悲剧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