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在线 发表日期：2008-4-27 19:42:02 在这次国际论坛上，与会专家就腐败等职务犯罪的特点、基本规律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展开了深入探讨，一致认为，只有将反腐败工作重心提前到预防阶段，实现预防和惩治一体化，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发生。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副教授认为，经过大约十年预防腐败探索，我国仍需要提高对预防腐败战略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的认识。其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我国发展阶段的复杂性。我国目前仍然处于政治、经济、社会立体转型任务十分繁重的时期，制度建设的任务十分复杂和繁重。二是国情的复杂性。我国有独特的传统和政治制度，决定我国的政治制度转型、民主政治发展，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的经验。三是制度体系本身的复杂性。人类的制度演进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人类对于制度本质、制度功能、制度产生与演进规律的认识得到深化，但和实际需要相比制度理论还是很不足够。预防制度是具有在一定范围内普遍发生激励或约束作用的规则，其约束作用发挥越广，阻力面就越大。

最高人民检察院监督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文盛堂突出强调反腐败工作重在预防的重要性，他形象地以中国古代神医扁鹊三兄弟的故事说明预防工作在反腐败中的重要地位：扁鹊自认为是三兄弟中医术最差的一个，因为他只会在病人已经病入膏肓、生命垂危时给人治病；而他的二哥则可在病人犯病初期、病症还不明显时施治；他的大哥医术最高超，因为他在发病前就告诉别人应该如何防病。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蓝志勇教授指出，腐败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有其发展规律。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发展过程中都有过严重的金钱腐败时期，美国、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皆是如此。在社会物质生产能力不够发达、社会变动比较大、制度设计不够合理、公务员收入相对低下的情况下，容易产生金钱腐败现象。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渎职、妨害社会公正、侵犯公民权利等职务腐败和犯罪现象会逐步上升，这一规律应当引起重视。

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全国检察业务专家杨耀杰认为，腐败的成因虽然很多，但腐败主体的内在动因是决定腐败与否的终极要素。从已经披露出来的腐败案件看，非理性情感是催生、诱发，导致权力扭曲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动因。其中，相当一部分腐败分子为“情感”所困，因为对情感的处置不当而腐败，特别是当权力行使者心态剧烈波动，情绪烦躁不宁时，在失意、沮丧、失衡、松懈、狂妄等情绪泛滥之际，就会导致腐败的滋生。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刘启君在分组讨论时指出，目前国内外反腐败理论研究存在三方面缺陷：其一，反腐败理论发展总是滞后于腐败行为本身的发展；其二，目前的反腐败理论还处于对腐败造成的宏观后果的基本判断以及形成腐败的社会、微观原因的认识这样一种初级阶段，这与腐败活动的隐蔽性有很大关系；其三，当前反腐败研究主要针对贪污受贿这一类金钱腐败，但是政府工作人员的渎职侵权、消极应付等行政不作为行为、干部任免中的任人唯亲等同样也是腐败。

北京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教授根据近年来司法机关犯罪案件的特点，总结出：徇私型行政执法职务犯罪的特点在于公权的“资本化”，行政执法人员以人情和私利为中心，使职权成为其编织利益共谋网的工具；交易型行政执法职务犯罪在于公权的“商品化”，行政执法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权钱交易；占有型行政执法职务犯罪在于公权的“私有化”，行政执法部门和人员利用职务上便利把本应归公的财物由单位或个人所有；渎职型行政执法职务犯罪在于公权的“空洞化”，行政执法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滥用型行政执法职务犯罪在于公权的“无序化”，执法人员把行政执法权视为可以随意支配的工具。

来自巴基斯坦的穆罕默德·尤尼斯针对亚洲地区各国近年来的腐败问题进行了规律性研究，他通过翔实的数据分析得出结论，腐败与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民族文化、民主程度、法律制度及其实施状态关系密切，通常情况下，一国的市场化程度越高、普通民众参与政治的比例越大、新闻媒体的自由度越高、执法越透明，则腐败犯罪发生的概率越小，腐败程度也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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